来北京找儿子，凌晨打零工补贴家用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一个人养六口人，生活压力很大在北京的这些天，他接到的工作通常是扛沙袋、扛水泥或者是把建筑垃圾搬运到指定垃圾站他在凌晨出发，等做完工，天就亮了本刊记者/赵翔1月18日，北京市朝阳区发现一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后经进一步检查和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1月19日，在北京市召开的第269场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朝阳区副区长杨蓓蓓介绍，该名无症状感染者住在朝阳区平房乡石各庄村558号，主要从事装修材料搬运工作。该无症状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从1月1日至1月18日的18天时间里，其工作范围涉及东城、西城、朝阳、海淀、顺义等多区，辗转了20多个不同的地点打零工，有多日是在凌晨工作。有网友据此称他是“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该无症状感染者岳某，1978年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本在山东威海捕鱼船做船员，2020年8月12日，他的大儿子走失，因儿子曾在北京做过帮厨，他就来到北京寻找。在此之前，为了找儿子，他已经去过山东、河南、河北、天津等多地。每到一地，在寻找儿子的同时，他都会打零工维持生活。岳某河南老家的村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岳某家庭条件“比较一般”。在他老家，岳某的父亲瘫痪在床，母亲也在最近摔断了胳膊；他的妻子和小儿子目前都在山东威海，妻子收入微薄，小儿子还在上初中。因此，他的生活压力较大。岳某的妻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丈夫外出找孩子，她就在威海照顾小儿子，她平时主要工作是给人晒海带，一天能赚100元钱。岳某表示，在北京的这些天，他主要是通过一些接零工的微信群联系装修包工老板，接到的工作都是扛沙袋、扛水泥或者是把建筑垃圾搬运到指定垃圾站。由于北京市区白天限制工程车辆通行，他就在凌晨出发，通常做完工天就亮了。为节省开支，他住在石各庄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每月租金700元。岳某的一名河南同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石各庄住了不少他们的同乡，大都从事建筑垃圾搬运工作，“都是凌晨干活，很辛苦很累”。以下是1月19日晚《中国新闻周刊》与岳某的对话。《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在哪里？情况如何？岳某：我在北京地坛医院接受治疗，昨天（1月18日）和今天（1月19日）上午都进行了血检、尿检、核酸，都是阳性，都没变化。前几天我的体温是36.8℃，今天（1月19日）下午是37.8℃到38℃，高烧，头疼难受，晚上吃了点药，现在温度下来了，不这么高了，稍微有点头疼。《中国新闻周刊》：你在北京平时住哪里？岳某：石各庄南门，700块钱租的小房间，10平米左右。农村环境。只要不漏雨，能睡觉就行。《中国新闻周刊》：你平时做什么工作？岳某：我有个招工平台的微信群，里面有很多老板，他们会发需求，比如几百袋沙子、水泥需要扛，我就会问价格，如果合适就去干，他们就会来石各庄接我；或者我把电话号码发到群里边，他们有活会找我。一般一袋水泥或者沙子，不上楼是1块，要是上楼就加钱，比如3楼，一袋就是3块，4楼，一袋4块。一袋沙子60斤，一袋水泥100斤。或者是那种建筑垃圾，我给搬车上，打扫干净，最后送到专收建筑垃圾的垃圾站。有时候，要是干得好的话，我和老板加个微信，以后有活还找我；要不好的话，就是面对面付款，不再联系了。最近我给20多个老板干过活。干这事没准头，有时候下雨不能干，上面来检查也不能干。《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都是在晚上干活？岳某：都是晚上下半夜去干这些零活。因为拉建筑材料、建筑垃圾要用大货车，白天大货车不让进城，如果进城要扣分、罚钱，只能晚上十一点后进城。晚上十一点去，第二天早晨四点半回来，白天要有活也干点。干的都是体力活，一次能赚200元到300元。白天上午睡觉，睡四五个小时，中午再出去找活，这样就能多挣点。一般干完活老板就送我回石各庄，他管早饭，给我10块钱，我能买仨包子和一碗稀饭，中午我就在家下面条吃。《中国新闻周刊》：过去你是做什么工作？岳某：我是河南人，在威海生活十几年了，在船上当船员打鱼，一年能挣5万块钱。我来北京，是找儿子。《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北京？岳某：2021年春天就在北京做零工，干到9月1号威海那边能出海，在威海干了两个月，休渔期休息，11月19日，我就回了北京继续打零工。那次来北京15天后，我妈胳膊摔断了，我爸瘫痪，他们俩没人照顾，我又回了老家，伺候他们半个月，又回北京了。算下来，这次我在北京待了40多天，我跑遍了北京东五环、南五环，赚了一万多块钱。《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地干活？岳某：我属马，1978年生。我要养我小儿子，他12岁，上六年级。我媳妇看孩子，给人家晒海带，一年赚1万块钱。我爹瘫了，我妈胳膊摔断了，给她治疗花了1万多，他们生活都不能自理。就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出来打工。我这家庭，一个月没有一万多块钱根本养不起。我一个人养六口人。每个月要给我爸妈2000块钱左右。我爸76岁，我妈66岁，他们也不是低保户，他们有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吃药都花很多钱。《中国新闻周刊》：看你的流调，1月17日你去邮局邮寄信件，是寄的什么信？岳某：上访信。我家住山东威海荣成市成山镇，我大儿子在距离家50公里的一个食品厂工作。2020年8月12日，他说肚子不舒服，就要回家找他妈，食品厂主任把他送到汽车站，然后他走丢了，就突然不见了，也没上汽车。我本来还在出海打鱼，当月15号，就赶紧回到家找孩子。我在当地派出所报警，想让他们定位我儿子手机、调监控找人，他们说这是成年人，不给定位手机，两三天后，我儿子的手机就没电关机了；至于调监控，他们说只管车，不管人，也不给调。事情过了三个月才立案。后来我到威海市公安局，威海市公安局把这个案子又推回荣成市公安局。我又到山东省公安厅，又到北京。我认为，在我儿子刚走丢的那几天里，要是给定位的话，就找到了。现在没任何希望了。当时，我老婆在派出所门口哭了两天，他们置之不理，所长说话还很难听。《中国新闻周刊》：你都去过哪里找孩子？岳某：天津，河南安阳，河北衡水，山东泰安、威海、济南、乳山，等等，去了十多个城市，没有任何信息。到了地方，我就在银行的ATM机睡，天气热，蚊子又多。没有钱，我就在当地打工，赚够钱了，就去其他城市。各地的救助站我都去过。有个救助站站长看我可怜，给过我一箱方便面和矿泉水。原先我儿子在北京东五环干活，做过帮厨，所以我才来北京。我在北京的饭店、小餐馆到处打听，问有没有这个人在做帮厨，到现在问了几十家了。我怀疑他还没有走远，警察说他没坐火车也没坐汽车，估计还在荣成市。我也去医院停尸房打听过。2021年10月12日，他们看我上访，说有个尸体是我儿子，让我去荣成市第二医院认尸。我看到那个人，脸看不清，很胖，圆脸。我儿子身高1米74，很瘦，长脸。我就觉得不是我儿子。我说要化验尸体的骨头，他们也不愿意。一开始说去威海市公安局做实验，得要几十天，后来又说法医出差了，又过半个月，给我打电话，说你别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