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二次撞击全球性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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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总结

秦制的演变

秦制是从秦朝开始发展的政治体制，经历了多次迭代，最终形成了"外儒内法"的统治模式

秦制的核心是原子化个人、垄断商品供给、控制思想，将人变成君王的牲口

秦制与资本主义的冲突

19世纪，秦制首次遭遇全球性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挑战，导致中国被迫开放

当代中国再次面临秦制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冲突，这是理解当前全球局势的关键

秦制与现代工业社会的矛盾

秦制在初期接入世界贸易体系时有优势，但长期来看与现代工业社会不兼容

秦制追求生产效率但抑制消费，与解决产能过剩的需求相悖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秦制面临无法解决的内生性问题，难以应对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的挑战

秦制漫谈第一篇

星球里重复问的问题挺多的，并且大部分都是关心宏观上的时局，我本来写了一点文字想要非常有结构逻辑层次得描述当下世界格局的来龙去脉的看法。明显太低估了工程之浩大，并且很多事情我的观察肯定是盲人摸象只看到一点而已，只能说目前尚且还算自洽。解释力有限，预测力完全不敢想，也并不指导我的交易。

思来想去，还是用轻松一点的漫谈形式跟大家聊聊，不要好高骛，我也并没有计划要搞一个完整的宏观理论或者史观，这不是我能力可以企及的事情。

大家最关心的宏观配置的未来方向，取决于一个人怎么看待世界的，其中最核心的是怎么看待目前的宏观经济。第一步，要有一个big picture，而不是反复的在刻舟求剑，期望未来的事情只是简单重复过往的历史。

一言以蔽之，国内目前的情况在我看来就是：「秦制」第二次撞击全球性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挑战。

这里的「秦制」不单单指秦朝的制度，而是泛指从秦孝公商鞅改革以来一直发展到大清的政治体制内核。这个模式从秦开始，到清为止，就是一个「秦制」不断发展试错日臻成熟的版本迭代。不单单是法家的那些规则，这里泛指「外儒内法」等一系列统治术。

秦孝公一直到始皇帝用的是纯粹的法家方式，《韩非子》基本已经描述了这个治国思想体系的方方面面，考虑了几乎一切关于如何在战国时代争霸的问题。以至于嬴政哪怕要发动灭国战争也要把韩非子弄到秦国去，我们可以把《韩非子》理解为秦制 1.0 完美版本 readme。

但秦制的军功爵位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战国争霸的制度，需要不断的从体系外获得增量战利品从而维系这个体系的正循环。也就是说这个体系是无法完整自我循环的，它必须有不断增量可以建功立业才能驱动人在这个体系里被规定的方向驱动。

尴尬的事情是嬴政变成了始皇帝，天下一统了。所有的可见的在华夏看来属于天下的范畴都被纳入了系统，这样就没有外部的增量了。对南方的开拓和对匈奴的征伐都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军爵」，所以必须搞大规模的国家级工程，和郑国渠这类的生产性资料不一样，驰道和万里长城是无法直接产生增量财富的，因为农耕文明眼中的财富并没有因为这些国家级工程而增长，六国都已经是秦朝的一部分了。到这里，秦制 1.0 崩溃了。

被赵高操弄的胡亥当然不是什么明君，但把锅都扣在胡亥身上是不公允的。始皇帝要到处出巡全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统治力孱弱的表现，必须靠始皇帝自己去维系这个帝国的统治向心力，而不是体系自动能提供的。这是秦制 1.0 本身的固有缺陷，也就是韩非子那个战国时代的人从来没构想过的一种运行状态，天下一统后怎么整？

秦制1.0 一直在蒙头搞如何灭掉其他国家的制度设计，但没有给出战国结束后的解决方案。

因为这个原因，不可避免的，历史出现了回档的情况，天下又像回到了战国争霸的时代。汉王和楚霸王同时存在了各个国家的王，事实上当时的韩信作为齐王完全是一种战国 Style 的格局，大家都想摆脱崩盘的秦制。汉王刘邦的口号就是「天下苦秦久矣」，反对秦制就是绝对的政治正确。

但历史的走向有时候不取决于整体性的看法，而是个别人的看法。一直打不过项羽的刘邦总能一次次的继续积攒力量和项羽死磕。项羽可以成功无数次，但不能失败一次；刘邦可以失败无数次，但只需要成功一次。（这个对于做交易策略来说，极具备参考意义）支持刘邦处于如此有利位置的根本性原因是刘邦集团入秦后，作为秦制1.0的资深顶级官僚的萧何把咸阳的编户齐民数据库给下载了下来了。

按照我喜欢的说法，汉把秦给「脱裤」了。

这个是最后刘邦集团能战胜项羽集团的最根本原因，因为秦制比分封制度更有效率。让一群地主老爷，封国的本地贵族把持 VS 一杆子到底的秦制相比：秦制是能更快抽取一个地方的民力，且这个效率优势是碾压级的。萧何是理解为什么秦制比分封制更有效率，可刘邦一开始不明白。刘邦走运的是张良是个超级大明白，刘邦差点听了郦食其的建议恢复了战国Style的分封，还好他的偶像张良给了当头棒喝，才坚持了更有效率的秦制，否则这场争霸结果很难说。

垓下之围胜利后，刘邦其实面临了一个和始皇帝完全一样的问题：「天下一统了，于秦制何如？」

萧何从秦帝国复制过来的数据和制度其实都是标准的秦制 1.0，分尸项羽能获得封最高万户侯是典中典的军爵制。这个时候的刘邦显示出了一个政治家而非一个简单的打胜仗了军阀的格局。他把秦制 1.0 升级到了秦制 1.5 版本。表面上是恢复了部分的封建制度，把刘氏子孙也封了这个国那个国，而且是实封，但他留了一手。所谓非刘不王，非功不封侯，违此誓言，天下共击之的安排其实压根不是回到封建，而是一种政治平衡。

军功集团不成为独立的封建诸侯王，仅仅是有侯爵的爵位，并且垄断了做丞相的权力，因为齐王楚王吴王们都是刘氏子孙，但朝中的大臣是非刘的功勋阶级，各地诸侯王并不能真的自主而是被制约的。把秦制1.0所有人都是功勋阶级没有增量军功而系统崩溃的BUG填上了一个布丁。这个制度一开始没能work，因为吕后很快违约了，但神奇的是方佛上天有意要华夏大地走秦制进化的路子，文景之时，这个刘邦定的规则，延续了下去。一直到功勋阶级的人死光了。

秦制 1.5 版本也走到头了，因为有资格继承相权的功勋阶级全部老死了，最后一个功勋丞相甚至只是刘邦晚年征战时的警卫员申屠嘉。汉文帝非常忠实的履约了当初的白马之盟，虽然大汉棋王惹出了一个七国之乱，但因为这个1.5版本制约的设计，吴王等封国的国王们并没有获得完整的政权，没法和秦制下国家级别的行政体系抗衡，最后避免了天下重新回到战国时代的格局。可以说，刘邦的这个系统升级以一种峰回路转的方式神奇的work了。

秦制1.5 扛住了严厉的压力测试。

皮球到了汉武帝脚下，他现在已经没有了功勋阶级的掣肘，地方封王也意识到封国的相权也由中央任命后独立造反的能力也已经没有的情况下，秦制1.5版本面临再升级的压力。秦制1.0的战争动员制度极为强大，但会在没有增量后导致军功体系崩溃，秦制1.5避免了崩溃自我倾扎但效率上是后退了。面对匈奴的大压力，文景之治不断在等待秦制1.5体系下勋爵阶级的自然凋零，到了武帝一朝终于可以再一次做系统升级。武帝对中国历史最大的改变不是卫青霍去病的封狼居胥，而是中华文明的秦制大调子的奠定。

武帝为秦制 1.5 打了两个大补丁，从而完成了第一个稳定版本，秦制 2.0，从此之后，一直到大清大版本号就没更新过。这两个大补丁一个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后的儒术，一个是桑弘羊的酷吏敛财之术。解决了秦制下的几乎所有明显的BUG。

秦制1.0回答我为什么要听君上的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是：你听君上的打仗种地，你有分红。OK，这个在不断有战败国被掠夺的情况下是成立的。天下一统后没增量就不成立了。

秦制1.5回答我为什么要听君上的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是：你祖上要是打天下的功勋就有官做，你姓刘有王做，你如果啥都没赶上的话，文景之治够宽松能获得战国后复耕复商的经济增量。军功勋爵集团，封建刘姓王，平头百姓大家都有太平日子过，造反对大家都不利，大家就这么凑活过。

好了，现在问题来了，军功勋爵们死光光了，刘姓王爷们也断了造反的念想了，现在经济增量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也被开发的差不多了，继续编户齐民不断要求大家把财富权力都让渡出来的理由是啥？凭啥都听你武帝的。

秦制2.0给的回答是：我有天命（董仲舒后的儒术），以及我把你们都榨得干干净净，你们都是穷鬼（盐铁论）。

虽然秦制 1.0 开始核心的思想就是愚民和弱民，但秦制1.0以下其实是鼓励民众在军国主义的掠夺格局下发财的，仔细看秦法里面的法条，虽然动辄给你罚款罚到破产，到这个条律有意义的前提是你在有军功的前提下你至少暂时发过财，虽然注定是纸面富贵。

到了秦制2.0的时候，通过桑弘羊的一些列垄断商业上游的做法，把商鞅术里的疲民弱民发挥到了最根本的极致：穷民。这是商鞅这种断子绝孙的控制人的办法都没有企及的新高度。而且这个穷民对应的是富国，这个对统治者来说就是非常非常妙的了。

这基本奠定了之后的古典中国政治体系的总框架：儒家提供了天命学说的合法性，比商鞅还断子绝孙的盐铁论之法指导着一代又一代的桑弘羊们。

秦制2.0的运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出现了很多次版本回档和新BUG的产生，就不赘述了。但一直到大清王朝快要嗝屁的时候，秦制也是在大版本2.0的基础上的不断打补丁。

没能好好维持合法性的南北朝皇帝们命如草芥，军事勋爵阶级死掉后没能同样压制的门阀们，被科举制度bug fixed，地方官吏刺史自己掌握权力后有能力藩镇割据最后司法军事行政地方分权解决等等等等，都只能算是秦制 2.1 2.2 2.3 不断的迭代打补丁，内核就没变过。

大清王朝几乎是修复了所有的秦制可能产生不稳定的补丁，从外戚干政，封的王爷们可能造反问题，门阀垄断官员上升的问题，藩镇割据问题，科举上来后的读书人结党问题等等全部解决了。真正把天下变成了自己的畜牧场，所有的大清子民都被疲民弱民到不成样子的一群愚昧麻木的行尸走肉。

要总结秦制的话，用高度有损压缩的方式来描述就是：原子化个人，所有的赏罚都出自于官府而绝不允许出现自组织，人身控制在自己的户籍地；垄断上游商品供给和尽可能消灭商业活动等出路，剥削财产控制在生存线；切断一切思想的输入渠道，官方圈定信息来源，不允许任何自主思考思辨，人的想法控制在如何讨好上级官吏。秦制下，人变成了君王的牲口。

大清做到了。

中国的城市化率从巅峰的赵宋时接近50%，一路退化到大清的6%，大量的技术开始倒退，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秦制下待宰的羔羊，为皇族们输血，帝国的子民们被驯化得异常乖顺，华夏文明仿佛要定格再无变数的时候，洋人来了。

这个对于不断在修补秦制的中国统治阶级而言才是扎扎实实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个完全从最底层上就不同于中华文明逻辑的文明，闯进了华夏大地，并且让回避拒绝接触的中华文明不得不直视这个巨大的变数。这和中华文明历次接受异族统治相比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五胡乱华的那些少民们都走向了仰慕汉文明的路子，匈奴的后代愣要标榜自己也姓刘。塞北三朝也都以汉化或者至少二元制度承认了汉化也就是秦制2.0+版本的先进性。

成吉思汗搞的百夫长千夫长制度就是结束了草原上的封建而创建了草原版本的秦制 fork（分支），说成吉思汗是草原上的秦始皇都不为过。

大清是秦制学习班的尖子生，几乎是遍览史册研究透了秦制，完全是秦制最忠实的粉丝和践行者。

一直以为外儒内法的秦制是无敌的中国统治者们被西方工业文明骑脸输出碾压到毫无反抗之力后，三观被震碎了。从藐视一切的狂妄自大突变成了两个极端：不断给自己文明挽尊的鸵鸟派和觉得华夏文明一无是处的学西派。

如果也要用高度有损压缩的方式来描述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那就是：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掠夺生产原料，然后扩大生产规模，将工业制成品倾销出去，获得利润。卖的东西越多越好，卖得越多，出口越多，越有钱，就越是好。在西方经济学历史上，这个流派被称为「古典重商主义」。

叩开华夏闭关锁国大门的就是一群想要掠夺原材料并且倾销工业品的人，他们和大清统治者理解的入侵者完全不是一个物种，一开始非常警惕的以为来抢地盘的洋人其实是来抢市场的。

而大清在秦制下熏陶得太久，几乎已经忘记了抢市场的含义，脑子里只有抢地盘这个问题。又因为秦制要求民众不能有除了耕战之外的财富渠道而把商业给最小化了，所以也本能的拒绝了洋人们的通商要求。

洋人大老远的从欧洲漂洋过海要到天朝来做买卖显然不是闲的发慌，不好好在欧洲本地干而非要全世界跑恰恰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第一次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扩张一样是依赖不断的增量。这个和秦制1.0失败的前夕是非常类似的。工厂主，或者说资本家们并不能全部买下自己生产的工业品，他们必须有「新世界」。也就是购买力的增量。欧洲本地已经在工业开启后人类从生产不足为主变成了生产过剩为主。

跨入工业文明时代后的欧洲人，他们的增量购买力不足就是现在语境下的「产能过剩」。

这是「秦制」第一次撞击全球性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挑战。

漫谈不小心谈久了，天都亮了，再有闲了继续往下胡扯，也不知道多少是能发的。

当下的时局是第二次的撞击，沿着这个主线能搞明白全世界在发生些啥。

还远没到和目前的宏观经济挂钩的地步，大家耐着点性子吧。

秦制漫谈第二篇

上次漫谈，讲到「秦制」第一次撞击全球性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挑战。

先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原始版本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产能过剩。其实道理很简单做点简单的思维实验就可以了，原始的资本主义可以粗略的理解成一个大工厂，原料进来根据图纸加工成产品然后卖出去，卖出去货的的货款扣除原材料的进价和工人工资之后，剩下的就是工厂利润了。

杀头的买卖有人做，赔钱的买卖没人干，能持续维持下去的生意都是必然有利润率的，那么只要工厂要有利润这意味着工人拿到的工资无法消费掉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

假设生产出价值 100 万的商品，其中的材料成本是 40 万，工人工资是 40 万，老板赚 20 万。材料成本是上游企业的产品，姑且算上游企业开采原材料的人工成本是售价的 80%。那么所有工人的工资加起来就是 40+40*0.8=72 万。而产生的产品价值 100 万。上游的企业主和下游的企业主有 28 万，工人有 72 万，这样结果的前提是产品全部被销售掉，而产品的销售靠的就是人的消费。如果所有的工人和所有的股东们，都消费掉所有的现金购买产品，那么这一轮的生产就全部被正好消费掉了。

但现实是：一个企业主，或者说作为股东这个群体，一个人拥有 1 个亿和 10 个亿的消费水平是不会差 10 倍的，当一个工人从贫穷状态比如每个月收入只有100 美元到有了一个糟糕的工作收入增长到 200，那么他的消费可能就当场翻倍了，和工资增长是 100%同步的。但一个占据很多生产资料的股东，获得了大量的利润分成之后，他的消费是不可能拉满他的收入增长的。那就会造成一个问题：产品注定没法被全部销售出去。

那资本主义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原始版本的资本主义的解决之道是去殖民拓展销售的地方，也就是轰轰烈烈的全球殖民浪潮，欧洲人不像天朝那样喜欢闭起门来自守，而非要满世界去开新地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欧洲人开启了资本主义革命，他们必须要寻找新的货品倾销地，否则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内生性弊病就无法得到解决。对于刚开始开地图的欧洲人而言大海也是凶险的，并不是西方人天生爱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只有要命的问题才值得豁命去解决。

大清第一次面对洋人的时候，对资本主义那一套逻辑是完全不明白的，面对洋人要求的通商请求是和秦制的玩法相抵触的。《商君书》里对于商业的态度是非常极端的，一言以蔽之，商鞅的原教旨主义秦法是要禁止一切商业行为的，将所有的人分为战士和农民，农民存在的意义主要也是为了战士能脱产作战，也就是耕战立国。

原教旨主义的秦制其实是一种战时体制，它不可能原封不动的在所有时代都如法炮制，大清对秦制的理解很深，并且实实在在认真去施行了，清朝的城市化率大为倒退，乃至于首都北京城，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大军营，正式的说法叫「京师」。这里的师就是军事含义的师，虽然大清没有原教旨主义的秦法那样彻底断绝商业，但对于通商这件事是十分警惕且本能抗拒的。有趣的是：古典秦制的开头是在西北边陲的周天下边缘地带蛮夷秦国，古典秦制的结束在东北边陲文明边缘地带的夷狄女真人，秦和清连发音都很相似，历史真颇有点押韵的味道。

有一个常见的疑惑是资本主义国家如何把产品卖给落后的农业国，那里真的有消费力吗？印象里，落后的没有被工业革命洗礼过的地区应该很贫穷的，消费不起工业国的生产剩余才对。这里面含着一个不正确的刻板印象：工业国输出的产品是高端且昂贵的。造成这个刻板印象的可能原因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给普通国人的印象就是进口洋货都比较高端，其实工业革命的意义恰恰在于廉价化。欧洲殖民者卖掉机器织造的布料彻底打垮大清本土的人工纺织土布的主要原因是机器产的布更便宜而非相反。洋布能倾销的原因并不是洋人逼着大清的百姓必须买，而是实实在在的又便宜质量又比手工布要高，大炮逼迫的是大清打开国门，剩下的都是资本主义的逻辑。

秦制帝国必须抵抗商业，而产能过剩的原始资本主义必须倾销，所以这个冲突是根本无法调和的。两边都是立国之本级别的矛盾，是最根本的利益诉求，这一仗逃不掉。

有意思的是被打开国门的大清，并没有如其他地方的殖民度一样迅速沦为产品的单方面倾销场所，而是在见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商业文明后迅速反手成为了贸易顺差国（眼熟不？）。瓷器丝绸茶叶等传统商品卖得大英帝国贵族攀比起来，英国贵族发展出的下午茶文化的茶叶是广州的伍秉鉴从武夷山采购来的，瓷器是景德镇的窑里出来的，乃至于鸦片，欧洲最上乘的鸦片是广东鸦片。如果大家有看过《基督山伯爵》原小说的话，里面有写到「最高级的广东货」其实指的是鸦片。是的，你没看错，大清的鸦片在质量上反超了并且反向销售到欧洲去了并且成为尖货。虎门销烟销毁的是“洋药”也就是西方国家的进口鸦片，满脑子生意经的中国人发现鸦片超级赚钱后并没什么道德负担，不带一丝犹豫瞬间变成了鸦片贸易的大玩家。中华民族可能是最会营生的民族，从有肉眼可见的极大技术代差到快速变成顺差大国，华夏的子民需要的时间是很短的，这个现象在 21 世纪又上演了一遍，所以绝不是巧合。很反直觉的事情是大清到灭亡的时候，财政是越来越好的。

和经典的王朝周期律相悖的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周期律下的王朝末期的财政如果不是愁云惨淡入不敷出，就是彻底失能。而大清亡了前的那最后几年，财政是蒸蒸日上再创新高的。大清的灭亡是纯政治上的，全国的共识是必须进行政治改革，而令人大跌眼镜的「皇族内阁」一出台让保守派彻底无颜再和革命派争论，指望当权者自己放弃不劳而获特权的想象彻底沦为了笑话。大清虽然是典型的古典秦制帝国，但它的灭亡却是非古典色彩的，是穿越了版本的。有趣的是亡掉大清的直接诱因是一场由英国股市财务造假引发的庞氏骗局崩盘，关于这个故事以后有空再侃。那为什么已经是顺差大国，财政也不是弱不禁风的情况下，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时还如此软弱和反复失败呢？这是另外一个大的话题。一个广泛的错误认知是军事技术的代差落后，这个也是不对的。事实上当时军事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各国军火商想到的第一个卖武器的对象是李鸿章这样的人，当时没有严格的武器禁售相关的国际法。这个话题也以后再说，主线还是讲秦制帝国在经济层面和西方的对撞。

刚才提到的去武夷山采购茶叶的伍秉鉴，是当时无可争议的世界首富，其个人财富占全球 GDP 的比重的记录一直没被打破，比后来的洛克菲勒家族高明到不知道哪里去了。虽然广州的十三行官方特许的外卖代理商行有好多家（数量一直在变，并不一直是十三家），但伍秉鉴无疑是其中做得最大的一个，没有之一。有意思的是因为伍秉鉴的生意太大，商业信誉太好，以至于发展出了一种市场内生的类银行制度。洋人的生意现金周转都依赖他，从一开始的佘货到纯的资金信贷金融业务都有。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小故事：二战期间的太平洋岛上有一个美国的工程兵军官和大部队失联了，群岛上各色军阀头子互相敌对，虽然面子上联合一致抗日，但互相征伐也是家常便饭（是不是也很眼熟）。岛上有个大军阀头子看中美军工程师修东西造东西的手艺和美军军官身份的「合法性」，让他假装有美军的将军军衔，想着利用他号令诸侯推为共主。其实就是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中国观众们是一看就明白的。但凭借着各方都需要的实打实的工程手艺，这位「被挟天子」竟然不但不受制于依附的军阀，反而在这些岛上拥有了「发钞权」，他发的小纸条未来可以用于修理军械抵账和购买新装备，于是他发行的票据切切实实流动了起来，与美元无异。

想一想两个故事给的启发，货币的本质是什么？是一个债务转移，而什么样的债务可以被抬升到货币的级别？那必须是**一个生意圈内最被需求的，最卡脖子，最有信用的人发行的债务，会变成货币。**当 1929 年的大萧条爆发的时候，并没有一个美联储来救市，当时相当于美联储角色的是摩根老爷，因为他最具财力，最有商誉，所以他和伍秉鉴一样，自然而然变成了金融业的压舱石，无论本意是否故意这样设计过。现在再发生大的财务困难的时候，打美联储电话之前大家还会想要巴菲特的电话问一下，巴菲特在日本欧洲发行的债券甚至有零利率的奇葩现象。零利率的债券和现金是没有差异的，这个发债行为说伯克希尔在发钞都没啥毛病。

那伍秉鉴的商行为什么没有发展成洛克菲勒家族的知名企业或者东印度公司这样横着走的扛把子经济实体呢？其实熟悉秦制风格的读者自己略微一想就能明白了。在秦制下君主要碾压一切社会组织力量且君权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怎么可能长时间容忍一个地方上的私人富豪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力呢？抄家是唯一的结局。

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我大清国是不允许有这么牛逼的人存在的。

《大明王朝 1566》是个很表达的很隐晦曲折的电视剧，但里面有一段却直白无比。沈一石自焚前给浙江官场留的信毫无顾忌得点出了秦制王朝下必然的一个过程：上下贪用无度劫掠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

是的，政治权力的分配最后的映射是体现在财务的分配上的，权力即财富分配的能力。因为秦制即要求所有的权力归于君主，又把权力完全集中起来不允许有非官方染指权力，那么最后秦制帝国财富的分配就有且仅有一种可能：全部被官府掠夺。「黄宗羲定律」很好的阐述了为什么一个不受制约的朝廷一定会慢慢冗员苛政不止，最后膨胀成一个吞金怪兽。所以有这个需求也有这个能力，事情的发生只是个时间问题。官府抄家接管之后的怡和商行自然是没有竞争力，迅速倒闭。

那身处中国的商人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当然是知道的。伍秉鉴也给自己弄了一个捐官的身份，但那并没有用，并不解决上面说的根本性矛盾。胡雪岩倒台不是因为别人不知道他背后有左宗棠，而恰恰是因为有人要搞左宗棠。李鸿章自己也一样，盛宣怀最后的下场也不过就是有人要搞掉李鸿章。这些故事，甚是乏味无趣，单调而重复。

秦制下并没有人安全，并没有人过得好。百姓不谈了，被剥削得惨惨的，当官的也是官场如战场，明枪暗箭不断，整个体制服务的皇帝就过得幸福吗？那可未必，秦制下的皇帝每天也在为了驾驶这台权力机器而殚精竭虑，年纪大的帝王在自控力随着生理年龄下降后，往往表现出精神病的症状，也就是史书总提的年老昏聩。其实并不是帝王年纪大了之后帝王之术退步了，而是秦制要求实权皇帝需要的精力达不到了，这台机器吞噬所有人包括皇帝本人。

秦制之下，无人幸福。

西方列强能发展出的资本寡头怪物横行霸道，并不是在生意经上能比中国的顶尖商业头脑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他们的累积时间更长，没有中断。在和中国财团的竞争中突然被动获胜是因为中国古典的秦制一定会自己杀光了自己经济体里的创富人群。

西方所说的那个「资产阶级革命」一言以蔽之就是：国王不能不经过我同意给我征税，并且所有税收最后怎么用得我们纳税的人说了算，也就是王无权掠之于商。如果反向映射到《大明王朝 1566》的剧情里是沈一石把嘉靖给管得服服帖帖的奇葩剧情。美国的建立也没太多高尚的情操，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本质是美国人给英国国王纳税但在英国国会里没有代表，违反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本来忍忍就算了，结果英国国王抬高了税率，于是乎就理直气壮造反了。也就是这些国家的嘉靖帝们没能力杀掉沈一石，甚至被沈一石反杀了，这在中国是匪夷所思的。

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对于古典秦制第一次撞击西方资本主义会发生那么多奇葩事情的缘由能有一点感想了。古人并不笨，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有因才有果的，千万不要简单归因某某历史人物太愚蠢，在特定的环境下历史人物们都在努力做到自己环境里的最优解。

读者们也都能感受到我对秦制的怨念和反感，但战国时代，秦制何尝不是当时君王的最优解呢？只不过秦制作为一个军国主义的战时体系，赋予了君主无上的权力，在非战时还一直适用吗？可习惯了无上权威的秦制君主们，又如何舍得放弃这个无上的权威呢？

上面提到了大清灭亡的时候财政蒸蒸日上了，但大清亡了的时候并没有还清所有的战争赔款和各色不平等条约里的赔款，所谓的蒸蒸日上只是商业税的增长很快，尤其是海关关税（对于排斥商业的大清真是讽刺）。真正财政困难的是大清亡了之后的北洋民国政府。北洋政府的财政才叫一个异常困难，不但继承了大清所有的债务且各地军阀只是名义上统一于民国而实则各自为政。等于袁世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管大清所有的不平等条约的赔款义务（因为要西方列强承认其合法性）。但该说不说，袁世凯的能力真是出众，无可挑剔。在他倒台的时候，如此千疮百孔的中国和如此羸弱的民国财政基础，在他执政不长的时间里，从令人乍舌的赤字变成了财政盈余。明明可以做推翻满清的民族功臣，共和制度下政绩斐然的鼻祖级实权大总统，非要南面称孤道寡，最后落得个身死名裂的下场。

这个事情让我有两个感慨：一个是中国人只要不打仗不搞运动，创富能力堪称逆天；第二则是秦制赋予的无上君权有毒，这顶被诅咒的皇冠，它戕害所有戴上它的人。而努力戴上它的人也是努力给自己的最优解。

⾏程⾥陆陆续续写的，不成体系，有空了再聊。

秦制漫谈第三篇

上一篇正好聊到袁世凯，这个人在能力上是非常出众的，在那个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时代作为时代最为重要的人物为什么会做出要称帝这样现代人看来非常愚蠢的动作，甚是让人不解。

但如果穿越回到那个时代，代入刚刚从古典秦制大秦王朝走出来的普通国人的视角来说，这个决策并不显得那么离谱，而是非常的理所当然。虽然不符合古典的道德价值观，但却很符合中国历史的一般性发展规律。

说他不符合传统的古典道德价值观是因为袁世凯做过大清的臣子，他这个样子取代自己过去的君主自己称帝这在儒家那套价值观里是无法接受的。孟子说的“但闻诛一独夫民贼”也套用不上去，因为满清虽然也很残暴，但当初是你袁世凯欺负人家孤儿寡母让人家和平交接权力的，之后再称帝这个动作，使得这事儿完全就是一个偷窃行为的铺垫了。

那聪明如袁世凯为什么还要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除了他自己个人的价值观和若干的迷信之外，最大的原因恐怕是当时的人们还人心思旧。当满清正式颁布退位诏书正式终结了大清王朝之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让当时的人们日子一下子好过起来，反而陷入了各种混乱。积极推动中国改革进程的其实是占人口极少数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过西方国家的华侨知识分子，他们目睹了巨大的差距是源自制度内因的问题从而拖着整个中国要求进入新时代，绝大多数国人是并不理解的。对于大部分国民的切身观感是如果皇上都没了，要怎么构造整个社会秩序是茫然的。

这个就是秦制的阴魂已经腌入国人骨髓的一个结果，秦制里国君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所有的社会成员除了国君之外都不需要自己的独立人格，都是帝国的一个环节。任何人做任何事情是否必要，君上决定，做到什么程度给什么程度的罚赏，君上决定。所有人最终对君上负责，这个就是整个秦制下的运作逻辑。人们应该做什么，做多少，怎么做，不能做什么，都是君主来决策的。非君主只需要在赏罚机制下想办法最大化自己被赏，规避掉被罚就行了。其余的事情都不是你应该操心的，操心制度应该怎么设计就等着被最重的罚了。商鞅上台后，砍了很多不同意秦制的人不奇怪，最后秦国的老贵族知识分子在河边开始讨论起了秦制的优越性，开了一个关于大良造大人的制度改革的优越性研讨班，被商鞅下令全部杀掉扔河里去了。秦制不允许你操心制度设计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好，你要讨论是否合理，就直接给你扔到河里。

这个秩序里唯一不能被替代的就是君主本人了，他决定了所有的规则，整个帝国的机器就是在这个规则下的唯上负责制。这个人为设计痕迹非常重的很不自然的，把人当零件而非有独立人格的制度，在运行了两千年后已经被国人视作当然了。

突然，当一个拥有皇帝名号的人不复存在的时候，向谁效忠，由谁来最终裁定赏罚，突然没答案了，那么社会秩序是混乱的，国人是疑惑的。

纵观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真正实现了“无王之国”的也不是主流，可以说辛亥之后的中国的进步放在全世界范围里也是最激进的一档，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这个秦制氛围最浓的国度，做了一次最为激进的制度革命，能快速适应那才是见了鬼的事情。

谁觉得这样的制度革新是好的？大多数国人吗？不是的，是留学先进国家的爱国侨胞们。武昌起义的成功不但震惊了紫禁城里的老爷们，在海外的革命党们也很吃惊。

“什么？我们成功了？！谁干的？”

在这个突然起来的成功之前革命党的起义宛如玩黑悟空的新人手残玩家（比如我）打幽魂大头，自不量力一次次上去送人头。明明还是一如既往的送死，怎么突然就过了呢？不但大头很疑惑，拿下成就的玩家也是一脸懵逼。

所以武昌的这次意外成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翻看过往的史料才发现这一些是一连串的意外造成的。在没有规划的时间和地点，没有规划好的人员在仓促间突然走而挺险，在一个意外的驻守军队被调走的意外时机，意外成功了。这个成功的意外程度导致了革命军在成功之后不知道该让谁来“领导”这次成功的武装起义，最后把黎元洪从床底下给拖了出来剪了辫子，“公推”了咱黎统帅带头造反了，直到确定了大清真的断气了之后，黎元洪才真敢“承认”自己是武昌首义。

这次奇葩的起义所以没有像样的守军来剿灭革命党，完全是因为当时的军队被派去四川武力镇压了，而四川当时需要镇压的运动被称为“保路运动”。整件事情的魔幻程度不亚于武昌。起因是当时的四川想要改变自己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交通情况，在晚清这个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的情况下富起来。所以想要富先修路这个想法不是现代人才有的观念，聪明的中国人早就有这个共识。当时的先进经验是香帅搞的“官督商办”模式，也就是官府名义上是主管机构，然后具体的事情由民间的商人总承包。是不是很眼熟，所谓的戴上红顶子的企业的红，一开始指代的并不是现代中国的那个红，而是指满清大官帽子上的红宝石。

这种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四川人民是非常有积极性的，因为官督商办的珠玉在前，民间的商人纷纷参股，并且小民百姓们都非常踊跃，把自己为数不多的储蓄也都纷纷以各种方式入了股，形成了一个四川铁路信托基金的形式，准备到西方国家去购买先进的铁路技术，让四川能对接全世界的商路。彼时恰是世界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刻，英国已经非常流行炒股票了，当时新兴的技术是汽车轮胎的橡胶化，这个是当时的高科技，堪比今天的特斯拉概念股。新的车轱辘都将是橡胶的，这将彻底革新行业的口号不仅仅打动着伦敦的股民们，也让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掀起了一股橡胶概念股的热潮。而携带着四川人民希望的信托基金的受托人，发现把钱投资给橡胶概念股之后的回报利息非常高的样子，我如果用这个钱去滚一笔高利出来，自己赚这个利，本金依然买铁路技术岂不是神不知鬼不觉，自己发了大财。

这种挪用公开当本金，自己赚个利差的算盘，想必大家也能猜到是什么结果了。最后多支橡胶概念股被英国的记者查访发现其在东南亚的橡胶园种植规模被夸大了上百倍，完全就是一个草台班子的小产业被包装的泡沫。伦敦股市里橡胶概念股的崩盘让上海这个地方的股票经纪人们一夜之间名誉扫地，其中包含了一个以为找到了财富密码的蒋姓青年。

四川铁路信托基金的本金血本无归后，经办人溜之大吉。因为是官督商办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官府自然要对投资人们有个交代。但在秦制下，断无堂下何人状告本官能成功的可能。秦制下民得服从一切安排，民告官就是大逆不道。按照中华法系的术语讲，这个事情叫“犯上”，是所有罪过里最根本要打击的，因为这动摇了秦制的根基。这场晚清的高收益集资 P2P 项目资金被挪用炒高科技概念股崩盘后的政府兜底失败引发的群体事件被远在紫禁城的老爷们高度关注，然后迅速调集了在武昌的新军去镇压这次民变。而好巧不巧这个时候军内开始造谣说要开始抓军内的革命党份子，而因为并没有明确的判定是否是革命党的标准和证据体系，所有的人都可能“被革命”，于是几个可能并不是革命党的不甘于束手就擒的军人开始了一次豪赌，赌输了是个死，不赌也是个死。居然，成功了。

这次四川人民的起义被称为“保路运动”，今天成都市还有一个保路运动纪念馆，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围观一下晚清的这次金融风暴。

无论是官府责任没办法追责导致的社会严重不公，还是没有证据体系的唯上自由心证的中华法系，这一切导致事情走向逼迫人们在生命和财产的极限情况下被迫殊死一搏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秦制的根本缺陷。

秦制假设了以吏为师的公务员体系是一个按照法条执行的机器，然而事实并不是。当所有的事情决于上的时候，长官又不做人的时候，秦制对社会的治理是失效的。所以武昌起义虽然看似是一系列巧合构成的，但其本质原因还是秦制的僵化。

太阳底下不是没新鲜事，但新鲜事的频率并不高，上面的故事里不知道大家看出多少现在的事情的影子。我们觉得很现代的事情，其实百年前都已经演绎过了。

所以推翻满清的社会总体动力是因为满清已经无法满足大部分人的生存需求了，维系满清统治对比推翻而言，后者更有活路。全国共识是满清太烂了，而不是秦制根本性的不行。认为秦制根本性不行的仅仅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实际推翻满清的各路军阀们，选择宣布独立加入中华民国是一次利益计算，而非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革新。

一个“一切唯决于上”习惯了两千年的国度突然没皇帝了，社会秩序又如此混乱。那作为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回归帝制，看上去就没那么脑洞大开了。因为大家的共识主要是满清不行，而不是秦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帝制不行。

好了，写累了，希望对大家的历史观形成有参考意义。

秦制漫谈第四篇

随着时代来到了本朝，我发现基本上所有想说的⼈和事⼉都是禁忌话题，没有⼀件可以公开讨论的，因为舆论把控的尺度是⾮标准的。⽽这个尺度的⾮标准本⾝也是秦制是否真的有效的⼀个重要的标志。

原教旨主义的法家是主张完全君主的两⾯三⼑⼿法来管控所有的⾂⺠，依仗的是明确的条例，也就是成⽂法⽽不是习惯法，出⼟的秦简⾥的条⽬很细很明确，这是典型的法家的原教旨做派。但这个做法只有当秦制下的君主⾮常勤勉的为⼏乎所有的情况制定细则并且⾃⾝如同⼀个政治机器⼀样的苛刻条件下才可能真的被实践。⽽⼀旦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且君主的执⾏有⼀丁点懈怠和偏颇，那么就是执⾏这⼀套法律的解释空间的官僚们的寻租空间了。寻租的空间和可解释的尺度是成正⽐的，官员裁量诠释的范围⼴则意味着寻租的空间⼤。

举例来说，如果对于电影游戏的审核分级标准很明确，每⼀级对应多少岁可以消费，那么送审的企业就⽆需对审核的官员有任何的表示，按照章程⾃⾏能知道会被分在哪⾥。⽽如果标准的尺度⼀⽚模糊和主观，那么送审的创作企业只能把事情做的很离谱，绿⾊的⾎，有⾁的骷髅，最后⼀定是误会乌⻰结尾的⻤⽚来迎合模糊的标准下尽量做到极化，然后⾃由裁量的官员才能做到有寻租空间。

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威权体制国家的廉洁程度不输⺠选体制国家，只要这些国家的法律法规给予官员的解释空间⾜够窄就可以。并不是刑罚越重效果越好，⽽是刑罚的确定性越⾼，效果越好。如果法律法规最后必须加⼀条“其余规定”，下⼀个⽂件能任意覆盖的话，那就完全是官员寻租的天堂了。

所以我们在谈论秦制的时候有两个区分：⼀个是原教旨主义的秦制，是成⽂法作为唯⼀衡量尺度的原版秦制，另外⼀个是继承了秦制「利出⼀孔」唯上侍奉，弱⺠疲⺠以期奴役的官僚垄断主义秦制。很不幸的是，绝⼤多数时候天朝处于后者的时期⽽⾮前者。

⼈类的⾏为是可驯化的，秦制的官僚垄断版本是继承了驯化⼈的那⼀部分指导精神，但并没有继承其⾼效的执⾏效率，可以说是取其糟粕，取其精华了。其作⽤是对内的奴役和剥削上做到了君主和官僚的分享化（时不时还能把君主给逼的不要不要的），牺牲整体的效率，总结来说就是不断的滑向：「内⽃内⾏，外⽃外⾏」。

整个古典华夏的秦制进步历史也可以抽象成⼀次次为了⾂⺠不造反⽽牺牲国家整体对外⽃争实⼒的⼀个⾃我防范的过程。最知名的就是北宋开始的对武将的限制，因为宋太祖⾃⼰夺权太容易，他把制度改成了将领彻底和⼠兵分离的制度，确实确保了之后⼏乎没有体制内武将能造反成功，但也⼤⼤削弱了战⽃⼒。以牺牲对外的⽃争实⼒来换取统治的稳固，就是整个古典华夏政治发展的⼀个主旋律。

那这和我们关⼼的经济周期有什么关系呢？总算轮到这个漫谈系列关⼼的话题了，当代经济下天朝的秦制底⾊和现代⼯业社会的融合为什么必然会造成⽬前的境地，它为什么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和决策者个⼈的偏好关系不⼤。

⾸先，加⼊世界贸易分⼯体系后的经济腾⻜，并不是所有照猫画⻁的国家都成功的，准⼊⻔槛只是⼀个必要条件，它不是充分条件。就好⽐⼤家都有了准考证，并不意味着所有⼈都能上好⼤学⼀样。加⼊世界贸易分⼯体系仅近是⼀个准考证，要出好成绩得有很多后天的因素。

在我看来，秦制结构在刚结束分⼯体系的时候是有很⼤的加成的，秦制牺牲个体的个性来换取组织化的能⼒对于⼯业社会来说是⾮常有好处的。秦制本质上是⼀种军事体制，把所有⼈分成⽣产部队和战⽃部队。秦制下获取爵位的⽅式除了战场上拿⼈头之外，如果⽣产的能⼒很强的话也是⼀样的。秦制的设计者们很清楚战争的低层逻辑其实是经济，⼀次两次精彩的战术布置并不是左右两国之间灭国⼤战的根本决定性因素，⽽经济实⼒的碾压则可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

所以当中国接⼊到世界贸易分⼯体系的时候，对于这种有组织性的⼤⽣产⼀点都不陌⽣，这⼏乎天⽣就在秦制的基因⾥。⽐较印象深刻的是纪录⽚《美国⼯⼚》，讲的是福耀玻璃在美国建⼚遇到的⽂化障碍，⼚⽅安排了美国⼚房的⼯⼈去中国学习先进经验，能看到在中国的⼚房区⾥是⾼度军事化的，和军训的过程是⾼度相似的，把美国⼈看得⼀愣⼀愣的。⼏个头脑简单的美国⼈还幻想着把这⼀套复制回美国的⼚房，这当然失败了。

秦制如果只是追求效率牺牲⼈的个性，那只是侧重的问题，并没有好坏之分。但秦制下所有⼈能变成制度的奴⾪，不光光是刺激效率的奖惩制度那么简单。拿捏⼈的⼿段⾥更加要紧的是「弱⺠」「疲⺠」的⼿段要跟上。否则光提倡秦制⼒的多产有激励，偷懒有惩罚，就变成了⼀个唯⽣产⼒的集体了，那多劳多得的⼈就渐渐掌握话语权了，这是统治阶级万万不能接受的。要在这个创造了很多财富的状况下做到控制奴役被统治阶级，必须让他们⽆论多努⼒都处于饥饿的边缘。

秦制学习的模范⽣⼤清王朝因为年代近，还保留了相关史料，朝廷是有精确计算过⼀个⼤清的⼦⺠⼀家过活需要的收⼊⼤概是 3 两多⽩银的⽔平，则各家衙⻔必须确保⼤清的屁⺠⼿上的银⼦不能⽐ 3 两多⼀点，必须始终保持⺠众的不济的体感。只有⺠众始终发现⾃⼰⼿上的钱是不够的，才会对统治阶级唯唯诺诺，⽣怕⾃⼰的饭碗不稳。

但接⼊了⼈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技术进步，和最庞⼤的消费市场，这个过程⾥必然是会让努⼒的⼀批⼈创造财富的。这个财富⼀旦在分配上其⽐重上升，那么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就是⾮常不秦制的⼀个难收拾的局⾯了。

但收钱也是需要⼀个名⽬的，并且需要⼀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能把抢钱吃⼈写在脸上。⽽这个理由就是：我们必须⻓远打算，把赚到的钱去投资基础建设未来赚更多的钱，去投资新的技术和先进的⽣产资料，不要枕于当下的享乐。要居安思危，要卧薪尝胆，要有⻓远的⽬光和考量。鉴于这些⾮常对的话，那么集中⼒量收上来就很正当了。

这个说法暗含了⼀个前提假设：即居庙堂之⾼者，海精专们能知道投资哪些基础建设是有效的，能知道未来哪些技术是正确的⽅向，能知道哪些⽣产资料买回来是不亏的，所以做⻓远打算⽽不是现在享乐是理性的，克制的，有利于百年⼤计的。

真的如此吗？

在⼀定的时期内，真的如此。这个被经济学界称为「后发优势效应」。所谓的后发优势效应说穿了就是抄作业。当⼀个经济体的技术还很落后于世界的时候，对于投资什么技术，并不需要太多眼光。直接抄先进国家的踩坑结果就可以了。码头会推动经济，⾼速公路会，这些不⽤去试错哪种最⾼效了，直接投就可以了。

当且仅当我们明确知道投资什么东⻄可以带来效率提升的时候，把剩余集中起来投资才是在效率上真正有增益的，这也是东⼤⾼速增⻓期的真实原因所在。

那这种投资是没上限的吗？不是的，它是有明确的天花板的。当技术已经接近国际上的平均⽔平乃⾄领先⽔平，并且其投资的数量已经接近甚⾄超过了需求的量的时候，再把剩余集中起来做投资，就是天⼤的浪费，会造成巨量的坏账。

难道居庙堂之⾼者不知道吗？不，很清楚。但必须如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名正⾔顺的做到疲⺠弱⺠。

⽽将所有⼈搞到对于现⾦流不敢冒险的⼿法叫做房地产泡沫。这个办法也不是东⼤发⾸创的，其发展的巅峰是⾹港。⾹港模式做到了⾮常充⾜的⼟地供应情况下⼤量底层只能住鸽⼦笼甚⾄棺材房的情况。这对于要弱⺠敛财的⽬的⽽⾔，实在是太太太合适了。毫不犹豫就学过来了。

学习的代价是，房地产泡沫是会⼤⼤加强经济周期的。在上升周期的时候，房地产的⾼价会造成经济繁荣周期的繁荣程度⼤⼤增加，在下降周期，也会让经济周期的崩溃更离谱。

简单说⼀下经济周期最核⼼的成因。它有⼏个名字，有⼈叫“有效需求不⾜”，有⼈叫“产能过剩”，有⼈叫“边际资本效率下降”，其实说的就是同⼀件事情：产⽣的东⻄没有⾜够的⼈买得起了。形成这个情况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我们之前也说过，⼤致两个⽅⾯：

第⼀个是企业经理⼈不是神仙，并不能总⽣产出⼈们需要的东⻄，所有的⽣意⼈或多或少都是在做⼀个赌市场未来⽅向的操作。⽆论你是⽣产汽⻋的，还是卖服装零⻝的，都在不同程度上预测未来的需求在哪⾥。所以有⼀种解决经济危机的思路是利⽤互联⽹，先有需求后有⽣产，利⽤ AI ⼤模型等⼿段精确预测来排⽣产计划。我个⼈倾向于不相信这个机制能成功，但事情还没发⽣，要观察才能知道，⼈类的理智是有限的。

第⼆个原因也是更底层的原因是：当⽼板在⽀付完⼯资之后还有利润，那么必然⽼板除⾮⾃⼰⼀个⼈能消费掉所有其他⼈的⽣产剩余，不然整个体系最后⼀定有卖不掉的产品。也就是⽣产的⽐能购买的多。你可以叫产能过剩，也可以叫有效需求不⾜，是⼀码事。

在⼀个不⼲预的市场情况下，最后这部分的产能出清靠的是⽼板们的破产来完成的。也就是企业主们拥有了更多的⽣产剩余后再⽣产的部分整个市场上卖不动了，裁员后总体的消费更差了，然后更多的⽣产卖不掉了，于是在这个时候，投资最多的⽼板亏得越多，最后这部分⽼板通过⾃⾝的财务破产似的整体的消费⼒和还剩余的存货⼜匹配了，下⼀个周期⼜开始了，周⽽复始。

所以不要只⻅贼吃⾁，不⻅贼挨打。99%你能看到的店⾯背后的⽼板都是⾎亏结束了⾃⼰的创业梦想的，统计⼀下⾃⼰家⼩区⻔⼝店⾯换的频率和各种办卡维权群就能知道了。所谓⽼板这个群体，总体统计下来创业是⽐⻩赌毒更加败家的。

这⾥我们可以获得⼀个推论：只要市场经济还按照企业主雇佣⼯⼈⽣产且⾃⼰留有利润的这个模式发展，⼀段时间之后就必然有⽣产过剩或购买⼒不⾜的时候。

其实这不是⼀个问题，⽽只是⼀个阶段，有波峰和波⾕是正常的，⽽不能指望只有夏天没有冬天。但⼈类是没耐⼼的动物，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要么是毁掉多余的产出，要么是扩⼤购买⼒。毁掉产出是⼀种奇怪的破窗理论的糟粕，正常的思路都是提升总体的有效的购买⼒，以前流⾏的是以⼯代赈，也就是这个时候政府部⻔花钱去做很贵的建设，然后未来的产出来偿还低利率的国债，等⼤家有钱消费了整个循环就⼜跑起来了。⽽现代代议制⺠主国家有⼀些更加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想⽅设法给居⺠发钱。

这两种办法的后者对于⼀个秦制国家来说是万万不能的。秦制国家的核⼼要义是弱⺠。也就是所有⼈为房贷折腰，⼿上没有多余现⾦流，成为⼀个不敢断⼯资的打⼯⼈才好控制。直接给居⺠部分发钱是和整个秦制背道⽽驰，倒反天罡的。

⽽⼜因为之前上收财富的借⼝就是⼤量的去做基础建设的未来投资，并且也已经做到过头过剩的地步了。

所以秦制思路迎头撞上了现代⼯业社会的产能过剩的⼤周期的时候，尬住了，卡死了。

归根到底，秦制是和现代⼯业社会并不兼容的，它只在⽣产效率这⼀侧拉满，需要消费者消费掉⽣产⼒的那部分，则秦制是相悖的，那需要⺠有余财，余财之于弱⺠之策，否也。之前解决这个⽭盾的实际做法是卖给有消费⼒的外国，⽽外国购买⼒的多寡严重依赖于和有购买⼒的⻄⽅发达国家关系，尤其是关税上，如今的情况⼤家有⽬共睹了。

路，全部都⾛死了，别问我怎么办，我只能告诉⼤家，因为秦制的⾃我属性，和现代⼯业社会内⽣的缺陷这么⼀结合，就必然是这个很尬的场⾯。于我之极有限的⻅识，此题⽆解。

我读书的时候政治课本给我⼀种错觉，好像⽣产⼒这个东⻄是万能钥匙，多多益善，只要够多，啥问题都能解决。然⽽现实并不是这样线性做题家思路的。当⽣产⼒扩⼤到再投资已经没效率，⼜必须保证⼤清⼦⺠⼿头不超过三两银⼦的天条不能破，同时向⼗⼆国宣战的共同约束下，到底谁能买⾛庞⼤的体量呢？

这不是降点息能解决的，是内⽣性的问题。不放弃秦制，兜来兜去，还是原地。